胡亮宇｜当人面对火山时
当人面对火山时
（原载《天涯》2022年第6期）
胡亮宇
一、 弗兰肯斯坦的天气
1816年6月，五位年轻人结伴出游，聚集在日内瓦湖南岸的一栋度假别墅中。说是消夏，其实不然，这一年的瑞士寒冷多雨，伴随着持续的暴风、闪电和雾霭。反常的天气阻碍了人们大部分的室外活动，到了夜里，他们只能围坐在熊熊的柴火旁，分享听来的故事。
其中一位，率先从自己带来的几本日耳曼恐怖故事集中挑选了几个，为活动定下了更为阴郁的基调。随后几晚，他们竞相讲述着自己的恐怖故事，并决定各自分头创作，比试谁笔下的固守更为吓人。这个充满怪力乱神的聚会日后成为了欧洲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场景之一。五位参与者拜伦、雪莱、玛丽·戈德温、医生波利多里、以及玛丽的妹妹克莱尔，怀揣着各自的心事，齐聚一堂，谈天说地。聚会在拜伦朗诵柯尔律治《克丽斯德蓓》时达到了高潮，在诗作中，女吸血鬼吉若丁觊觎着她所吸食的少女克丽斯德蓓，向她显露出自己的原形：
只见她低头坐在灯影里，
转动着明眸徐徐四顾；
她大声吸气，仿佛在颤栗，
把胸脯下面的腰带解除；
白丝绸袍子，贴身的衣裳，
一下子通通滑落到脚边，赫然袒露出胸脯和侧面
── 这景象只能在梦中瞥见，而不能吐露！
望圣母慈悲！保护温良的克丽斯德蓓！（杨德豫译）
闻至此处，雪莱凄声尖叫，夺门而出。事后证明，雪莱为自己的一个隐秘的恐惧所摄住了灵魂。而当天晚上，玛丽则为自己的故事找到了原初的动力：“他是被制造的，是拼凑起来的，然后有了生命。”随后，便是以《弗兰肯斯坦》所标示的，现代科幻文学诞生的时刻。
根据日后研究者的发现，这场谈话不仅仅包括鬼故事，也充满了种种在当时的日常八卦、奇闻异事、发明创造，以及对于部分哲学问题的思考。其中之一，便是关于电与生命的神秘关联。当时的欧洲流传着一种说法，电击可以让生命重获新生，拜伦、雪莱、波利多里也都听过一个关于意大利某位科学家如何在暴风雨天气中用金属物从空中截取电流，去触碰死亡的生物，最终使其肢体再次活动的传闻。所以说，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亦诞生于当时这股生机论话语的再度升腾之下，盘旋在玛丽头上的，除了丧子的阴影，科学的狂想，亦有日内瓦湖上空每日的电闪雷鸣。
有趣的是，这一故事中最为关键性的媒介——天气，那些酝酿着电流的暴风雨，那些曾是宙斯和众神所主宰的不可见的高处的自然之力，在生产了这宗文学史上的趣闻之后，便回撤至历史的后景，变得不可见了。长期以来，浪漫主义与科幻文学的爱好者们较少追问的问题是，生产电的暴风雨从何而来？为何气候宜人的瑞士会以如此无常的面貌，迎接历史上这一最富创作力的旅行团？
这一文学史时刻背后的物质性基础，日内瓦湖上空的异兆，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都与距离欧洲万里之外的一座火山相关。坦博拉（Tambora），这座位于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Sumbawa）的火山，在1815年4月5日黄昏之时打破沉默，连续几日的爆发中，释放出100立方千米的熔岩、数百万吨的火山灰和5500万吨二氧化硫气体。随后，二氧化硫与空气中的过氧化氢结合，形成1亿多吨的硫酸，在云层中冷凝为极细小的气溶胶颗粒，在赤道上空不断集结为气溶胶云团，随着平流层急流向南北半球扩散。而当这些颗粒进入到缺云少雨的平流层，四处飘散，持久地悬停在地球上空时，来自太阳的光照他们被吸收并散射了。接下来的三四年，地球像是被笼罩了一层反光薄膜，到达地球的太阳光大打折扣，全球平均气温降低了1摄氏度，极端气候频发，各地灾厄不断，种种反常现象，被广泛地记载在全球各地的档案中。1816年，因此被欧洲人称为“无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Summer）。
直到20世纪，科学家们通过对核试验后太阳光照条件的变化，最终确认了坦博拉火山的爆发对一系列气候变化的直接关系。难以想象，除了坦博拉之外，下一次能将硫化物微粒送入平流层的，便只有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原子弹了。这是人类有记载以来最为强烈、影响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根据地质学上的“火山爆发指数”（VEI），2022年1月15日汤加火山爆发指数为5级，坦博拉火山为7级，每增一级，火山喷向大气中灰尘和硫化物的相对量等强度增加10倍——换言之，坦博拉火山的强度相当于2022年初汤加火山的100倍之多。
坦博拉的影响不止于此，它的爆发引起的疾病先后造成了印度尼西亚多达9万人的死亡；气候的异常导致霍乱弧菌发生突变，引发了从印度到全球的大规模霍乱；在世界各地，光照的缺乏和气温的降低造成了谷物的欠收。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春夏之际从未有过的寒潮和霜冻天气，由于气溶胶颗粒造成的雾霾，人们能够直视太阳，观测到太阳黑子的活跃，这种令人不安的预兆，又引发了一轮新的宗教复兴；在中国则正值嘉庆年间，云南出现多雨低温天气，稻禾尽枯，造成连续三年的饥荒。当地诗人李于阳目睹人们争食“观音土”，卖子易食的惨状，写下令人绝望的诗行。“三百钱买一升粟，一升粟饱三日腹。穷民赤手钱何来，携男提女街头鬻”（《卖儿叹》），“忍将姓名敌荒年，百日无如两餐苦。昨饥卖儿思图存，今饥无儿空断魂”（《米贵行》）……字字啼血，读来令人唏嘘。从云南饥荒，乃至到黄海鲱鱼的逐渐消失，这次发生在清代中叶的气候突变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也被今日的研究者认为是与坦博拉火山爆发的直接结果。气候的变迁与王朝兴衰，也由此产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关联。
可以说，坦博拉火山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灾难以无比直接的方式显现，在世界即将被一种更为暴力激进的方式彼此连接并进入到以“现代”命名的时刻的肇始之处，成为一则自我指涉的残酷预言，连带出种种关于关于现代性的基本命题：饥饿、灾荒、病疫、环境恶化，以及人的处境——如果说气候变化的灵感所催生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显示了人类试图征服死亡、超越肉身的有限性的努力的话，也正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种种灾难又证明了死亡的纯粹与偶然，自然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现代本身包含的正题与反题，即使是在对色彩的感知上，也留下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答案。由于气溶胶云团散射了大部分可见的蓝光，1816年前后，当人们在傍晚时分来到泰晤士河畔，时常能够看到壮美的红色落日。河畔的美丽夕阳，成为了英国人的重要视觉记忆之一，在被写入帝国乡愁的同时，也被透纳的画笔所捕获，绘入到一幅幅风景画中，而那些鲜艳的色彩曲折地向着印象主义实验进发；与之相反，诗人拜伦却是以《黑暗》（Darkness），捕获了这一时刻的某种暗无天日的末世心绪：
我曾有个似梦非梦的梦境
明亮的太阳熄灭
而星星，在黯淡的永恒虚空中失所流离
无光，无路，那冰封的地球球体
盲目转动，在无月的天空下笼罩幽冥
早晨来而复去，白昼却不曾降临
人们在孤独的恐惧里将热情忘记
一颗颗寒冷霜冻的心，都自私地祈求黎明
二、在火山边缘
人类难以理解自然所具有的超大规模性，但长期以来，火山是一个可见的庞大之物，一处位于地表之上，向人类暗示着威胁和不确定性的迷人凸起。在面对火山时，人类不得面对它所喷发出的两种致命性的物质，熔岩与尘埃。前者狂暴、炙热，席卷并摧毁所到之处的一切，后者则以一种迟缓的方式，去覆盖、去固着周围的万物。两种物质所对应的不同运动形态——爆发与弥散，又根据其辐射距离的远近，构成了伤害的两极：一种是直接的、即时的、外在性的，另一种则是间接的、缓慢的、吸附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对自然的焦虑转移到日常的表意实践中时，火山也就成了一个十分常见的场所，被赋予了一种危险而迷人的美学意味。
特别是在电影中，火山能够同时勾连起日常生活和例外状态、奇观和叙事、浪漫与悲剧等诸多要素。对于这一象征意味最为频繁和熟悉的表达，无疑来自于与剧烈的地壳运动终日相伴的日本。在黑泽明的《梦》中，富士山变成了一个通红的怪物，核电站在火山喷发的破坏下发生爆炸，人们四散奔逃，抵达海岸，退无可退，用衣物徒劳地遮挡夹杂着辐射尘的火山灰。正如影片的名字“梦”所提示的，无论是“日本沉没”，抑或是“日本以外全部沉没”，地质运动引发的毁灭感，是笼罩在日本人心中的梦魇，一种集体无意识经由富士山反复自我呈现，从那里出发，美学可以抵达死亡，崇高可以抵达末日。
《火口的两人》
日本人关于环境危机的感知同样与核能相关。二战后，核辐射的阴影催生出世界最著名的怪物形象之一“哥斯拉”（Godzilla），一遍遍将人们的家园夷为平地；导演今村昌平也在电影中向着“原爆”时刻不断回返，让“黑雨”成为战后日本普遍心理状态的形象说明；至于中国70、80后所熟知的卡通形象——铁臂阿童木，其名字本身即取自“原子”（Atom）。值得一提的是，阿童木最初诞生于忍受丧子之痛的科学家天马博士之手，其命名受到了六十年代日本推广核能的大环境的影响。随后几十年中，发动和维持阿童木的能源经历了转变，从最初的核能已经变成了今日的氢燃料，这一弗兰肯斯坦故事的20世纪版本，背后亦折射出人们对于核能复杂心态的变迁。环境和人的生存之间的紧张感，在“311”大地震后被显著增强了，在近年来再度成为日本电影核心性的主题。在2019年的《火口的两人》中，同样是思考人在重大自然灾害下的反应，这一次，火山的爆发与人的爱欲产生了最为直接的耦合。在影片中，主人公贤治与直子久别重逢，虽已多年未见，但曾经的恋人身体内还保留着对彼此的渴望。旧梦在前，直子的婚期只剩五日倒数，紧接着还要面对富士山的毁灭性喷发，身处末日的人还需要道德感吗？于是，二人躲进小楼，不管世界洪水滔天。人生无常，唯独死亡是无常中的一个常量，生物的本能在死亡面前成为一种最微小的抵抗，诚如原著小说作者白石一文所言：“当巨大的外在世界崩坏时，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寻求生存之道。”火口之上，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机器人的创造和拯救，或将恐惧畸变为可应付的怪物，而是从外部回撤，藏身于被肉与爱所直接形塑的小宇宙中，紧紧拥抱，去掌控唯一能掌控的，自己的身体——这一人类最早、也是最后拥有的财富。当然，火山的爆发便也自然地对应了强烈的性暗示，同时叙述了感官和感觉，爱欲与毁灭，在不同的维度上共振。
世界电影史上另一位对火山情有独钟的电影作者，则是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如果要给罗西里尼及其代表的战后意大利电影提取两个关键词的话，“废墟”与“情感”或许最为恰当。二战结束，当年轻的意大利导演们走出摄影棚，踏上遍布残垣断壁的街头，他们不但命名了“新现实主义”这一生机勃勃的电影范式的诞生，更是通过对废墟的真切记录，展示了战争对世界的毁灭。直至今日，人们依然会去与那些电影中的人物共情：游击队员、渔夫、神父、母亲、孩子、小偷……通过凝视他们苦难的生活，人们得以理解战争的创伤，但这份伤痛并不仅仅为意大利所独有，而是彼时普遍的、全球性的、也是坦博拉式的灾难体验。毕竟，这场战争一开始便以“世界”命名，并非罗马，所有人都处在“不设防”的状态之中。
罗西里尼准确把握到的这种战后世界的废墟感和不确定性，同样存在于人的日常情感之中，存在于最小社会生产单位的家庭生活之中。在1950年的《火山边缘之恋》和1954年的《游览意大利》两部婚姻主题的作品中，罗西里尼都选取了火山作为某种关键性的表意元素，构成对人类的情感状况的直接表达。在《游览意大利》里，一双英国夫妻来到那不勒斯度假，此刻二人的感情已然危机重重，婚姻面临破碎，他们无法交流，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欣赏同一座置身的城市。他们的最后一次旅行选择了庞贝的考古基地，人们在地下发掘出火山灰从天而降时被掩埋的遇难者，他们的骨骼支撑起了一个个地下空间，考古队员们在地面上钻孔，灌注石膏，便可以填充起2000年前人们的残缺的身体，打开火山爆发之时的末日现场。开敞的深坑中，紧紧相拥的一男一女逐步显现出来，而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妇，却无法去投以直视。那是死亡的直接赋形，人在死亡突然到来之时展示出的这幅模样，冲击感实在太强，让所有俗世的争吵与不和都显得无足挂齿。但是否也唯独死亡，才能让人真正地将人的情感固着为永恒？这似乎才是罗西里尼所给出的问题，或是答案。在《火山边缘之恋》中，婚姻则成为了比废墟更加令人窒息的场所。难民营出身的卡琳嫁给了意大利士兵安东尼奥，随其来到了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斯特隆博利岛上一同生活。来到小岛的卡琳发现，这里的人们生活贫穷、保守且迷信，对自己这样一个外来者充满了敌意，人们的生活又被活火山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大恐惧所支配。卡琳希望逃离这个地方，但她无计可施，越陷越深。婚姻如火山灰一般囚禁着她。直到一日火山爆发，巨大的石块和灰尘从天而降，乱局之中，卡琳独自尝试越过火山，去小岛另一侧的码头搭船逃离。她在火山边缘艰难行走，随后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苏醒之后，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身孕。结合主演英格丽·褒曼和罗西里尼的纠结情史，戏里戏外，影片有了一种穿透银幕，连接虚构与现实的效果。对于罗西里尼而言，如果说战后世界是一片被火山所吞噬的废墟，那么婚姻则是如火山灰的覆盖下连绵不绝的日常生活，人们不过是从一个难民营到另一个难民营，一个庞贝到另一个庞贝，在火山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行走，足底感受着蒸腾的热度。
《火山边缘之恋》
三、空气的显形
在彼得·斯劳特戴克2009年的著作《空气中的恐怖》（Terror from the Air）一书中，这位德国哲学家将空气与环境作为关于20世纪的核心性问题予以考察。“如果说20世纪在文明史中有什么无法比拟的特别之处的话”，作家写道，“那么所有试图把握这一时代原创性的人都必须同时考虑三个标准：恐怖主义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terrorism）, 产品设计的理念（the concept of product design），以及环境思维（environmental thinking）。”
《空气中的恐怖》（Terror from the Air）
在斯劳特戴克眼中，这三个关键特征在一个共同的原始场景中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15年4月22日，在坦博拉火山爆发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比利时小镇伊普雷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毒气战。德国军队在上级的指挥下，迎着东北风，向法国与加拿大军队的驻扎的方向打开了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气罐，将150吨氯气排放到空中。据记载，法加部队的士兵在战壕里看到一朵奇特的、略呈黄绿色的气云向自己缓缓飘来，随后，他们感到无法呼吸，痛苦地窒息而死。漫长的防线出现缺口，德国士兵并未迅速推荐，而是静静等待毒云散去。
毒气战提示出现代战争方式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从以往用武器在对手身体上直接造成攻击伤害，到将关注点转移到对敌人的环境采取行动，对空气实施暴力。因此，毒气战将恐怖主义的实践、产品设计的理念、环境思维三者统合在一起，让有关气候与大气的技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事实上，这也是火山的每次爆发向世人所显示的，在巨大的能量释出之外，弥散的火山灰也能够给人带来功能的紊乱，造成身体的慢性损伤。空气变得危险了，甚至成为了人的敌人，这一对立关系的基本前提，则是呼吸的无防备性，无论从是字面还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解读，空气的恶化都已然成为现代人可感可见的现实，这也正是斯劳特戴克所说的，“现代性让空气得以显形”。
伴随近年来环境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人们似乎形成了一个残酷的共识，即人很难真正地去呼吸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人和人之间的区隔不仅仅发生在国家、民族、经济与社会地位等层面，同样发生在空气的占有和享有之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使得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嵌入的经济位置，匹配了截然不同的空气条件。在中国，这一点在几年前围绕雾霾所展开的话题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不过相较环境之恶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或许是人们观念的不断分化，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和探讨，始终处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议程设置之中，这也使得气候变化、碳排放与新兴国家发展权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国际气候议题中最具争论性的焦点。
倘若从这一视角回到坦博拉火山，不难发现，它的爆发及其后果之所以能够在今日被系统地考察研究，主要是得益于在所谓“早期仪器阶段”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气象条件严格而仔细的观测记录。换言之，即便坦博拉火山事实上造成的气候影响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对它的记载可能最初就存在着一个朗西埃所说的“可感性的分配”的问题：关于火山灾难的主导性的感知、记忆和叙事，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全球北方”的故事。意识到这一点，火山所不断牵引出的诸多好奇、恐惧与想象，也就有了另一层新的内涵，它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如何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去认识环境、大气和自我的关系，如何去传递和分享这种认识，更是关于如何理解自我和他者，特别是与那些置身于被现代性所切割的不同地理空间的人们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火山的爆发和弥散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隐喻，它的庞大与沉默，仍在真切地召唤着人的敬畏，提醒着人的有限性：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不过是人类对自己尝试在星球地质时间的巨大链条上截取一小节，并将自己编码其中这一行为的自我命名罢了。人对于自然的过剩意图，随时可能会带着反伤的效果卷土重来，就像在《弗兰肯斯坦》的最后玛丽试图暗示读者的，怪物并没有死去，只是跳出舷窗，消失在茫茫的冰海之上，等待着重返的时机。
参考文献：
威廉·克林格曼，尼古拉斯·克林格曼：《无夏之年》，李娇，杨占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
多萝西·胡布勒，托马斯·胡布勒：《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世纪文景，2008年
费杰：《历史时期火山喷发与中国气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Peter Sloterdijk, Terror from the Air,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9
Gillen D'Arcy Wood Tambora: The Erup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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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周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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